曾经的雾霾大国日本

何以成为亚洲环境最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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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四日市一个小学生向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写了一封信，说学校里虽然有了空气净化器。但是因为公害不能开窗，教室里实在太热了，能不能给我们一台空调。

  那是2014年5月，笔者和几位朋友相约在韩国首尔相聚。

  笔者是从神户飞过去的，下了飞机之后皱了皱眉：“首尔的空 气怎么一股硫磺味？”。

  韩国朋友指着半小时前从北京飞来的朋友对我说：“可是这哥们一下飞机就说‘首尔真好，连空气都是甜的’”。

  北京的朋友则瞪大了眼睛：“日本空气有那么好？”

  日本的空气真的还可以，到过日本的朋友都知道日本很干净很整洁，环境很好，当然空气也很好。当然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相比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在环境方面，说日本在亚洲国家中位居前列绝算不言过其实。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的，曾经的日本是举世闻名的公害国家。事实上现在中文的“公害”一词就来自日文，准确地说这个词是1959年在日本出现的，笔者小时候看电影，在正片前放映的《新闻简报》中就看过不少地上污水横流，天空雾霾笼罩的镜头。

  战后日本复兴经济，把出口从战前的以纤维为主流的轻工业产品转化到了重化学工业上来，这样在全国各地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水俣病”、“痛痛病”等公害病成了日本环境污染的代名词。

  进入六十年代之后，整治环境污染成了全体日本人的共识。在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之后基本上使得可见的环境污染在日本已经不存在了。当然这种“不存在”只是说“人为原因的大规模环境污染”不再存在，并不是说没有了新的环境污染，最大规模的当算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引起海啸，造成福岛第二核电站事故引起的核泄漏。现在日本社会对于环境问题的目光比起当年要严厉的多，因为日本人已经得到了环境破坏的惨重教训。到现在甚至连五六十年代环境污染的处理都还没有最后结束，后果还在继续发酵，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式。

  如果把出现“公害”这个词的1959年，作为日本社会开始认识到了公害的年份的话，日本社会进步到现在也是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有名的“四大公害病诉讼”，水俣病、新泻水俣病、四日市哮喘和痛痛病这四大诉讼中，“四日市哮喘病诉讼”牵涉到的受害者最少，结案也最早，但就是这个案子也是一波三折，从这个案子中也可以看到不少东西。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四日市

现在的四日市，仍有众多石化企业

  四大公害病之一的所谓“四日市哮喘病”，是指在三重县四日市市中部和南部的盐浜地区，大量化工工厂带来的空气污染造成居民中出现大量哮喘病例，婴儿死亡率增加，甚至有人不堪哮喘病的折磨而自杀的污染事例。

  水俣病的病因是有机汞化合物中毒，痛痛病的病因是镉中毒，都明确地确定了，但实际上四日市哮喘病的病因并没有明确确定过。教科书上“因亚硫酸化合物引起”的记载其实并没有有力的旁证，这是因为四日市哮喘病的成因十分复杂，牵涉到的企业非常多，无法准确定位，到后来是采用政治方法解决，为了方便就采用了“亚硫酸化合物”这种说法。

  四日市的盐浜地区战前有个日本海军的燃料工厂，太平洋战争中被美军炸为了平地，战后卖给了昭和壳牌集团和三菱集团，慢慢的这两个集团的化工企业和其他的化工企业就在这一带扎了堆。

  战前四日市的产业主要是纤维产业。1957年开始参与四日市市政、1959年开始当选市长的平田佐矩，就出身于当地的豪门平田家，原来是“平田纺织”的社长。但他担任市长之后，更热心的是招商引资，吸引更多的化工企业过来。结果是四日市1966年的工业产值比1956年增加了5倍，1970年四日市在石化工业的就业人数比1960年增加了20倍。

  水俣病和痛痛病一旦确定了原因，就可以找到排出有毒废液的责任人。但四日市的污染是空气污染，无法确定谁是责任人，所有的企业都不肯承担责任，都把责任向别的企业推。

  一般来说，日本各级政府在公害问题上基本上还能够保持中立，这是因为当时日本除了“专卖公社”（现在的JT公司）之外，没有从事制造业的国有企业。而“专卖公社”也就是生产香烟，基本上不造成大的污染。这样在出了问题之后，自己不做买卖的政府因为不是利益有关方，就不会有意偏袒谁。

  所以在1959年左右四日市哮喘病刚刚发现的时候，平田市长还能够尽力去解决，甚至花私财收购渔民捕获的不能食用的水产品，以弥补渔民的损失。但是随着平田市长在1965年突然去世，当地另一豪门九鬼产业集团的入赘女婿九鬼喜久男当选市长之后，事情就反转了。

  九鬼产业集团中就有化工企业，九鬼市长自己就是利益相关方。而且九鬼喜久男又是一个异常激进的工业主义者，他不是要扩大重化学工业的比重，而是根本就要取消第一产业的农业和渔业。他的口头禅是：“为了日本发展的工业化政策，化工厂是必要的，有一点公害也无所谓。”他上台之后，盐浜小学的校歌歌词就改成了“海港之畔林立着骄傲的工厂，那是守卫和平的日本的希望之光，盐浜小学的我们来建设明天的日本”。

  如果有哪位学生“逃出四日市”转学到别地方去，全校学生会列起队来唱着这首校歌“欢送叛徒”。

  1966年，四日市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向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写了一封信，说学校里虽然有了空气净化器。但是因为公害不能开窗，教室里实在太热了，能不能给我们一台空调。佐藤首相读了这封信以后都哭了，把九鬼市长喊去了解情况。但是九鬼市长的回答居然是：“小孩说的话不必当真，四日市根本就没有公害。”

  中部电力的循环水不经冷却就直接排入大海，这也是一种污染，热污染。四日市的渔民在多次抗议无人理睬之后准备去堵上排水口，结果被中部电力报警，警察以“暴动”的名义出动了120名警察镇压，这是战后日本唯一的一次以镇压暴动的名义出动警察。

 当时以盐浜地区为中心的四日市有20万居民。其中3%左右、大约5千多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状，其中最后被认定为公害患者的有2216人，其中44%是9岁以下的儿童。到2008年为止，死于哮喘病的病人有946人，要知道太平洋战争时死于美军空袭的也就只有808人。

  1967年公布了这样一组统计数字：盐浜地区的婴儿死亡率是3.61%，四日市是2.56%，日本全国平均为1.81%。而在1957年之前，不管是盐浜地区还是四日市，婴儿死亡率都在全国平均以下。

这么明显的数据，四日市的公害问题已经十分明显。这样，1967年9月1日，住在四日市内的9位公害病患者以石原产业、中部电力、昭和四日市石油、三菱油化、三菱化成和三菱孟山都化成这六家第一批在四日市设厂的企业为对手，开始了公害诉讼。这次诉讼并没有起诉四日市市政府和三重县政府。

  有些怒不可遏的公害受害者和僧侣，甚至组成了“公害企业主咒杀祈祷僧团”，作法来诅咒那些造成公害的老板们。

四日市的“公害企业主咒杀祈祷僧团”

  但九鬼市长在三重县和四日市行政当局已经承认公害、并采取行动救济受害者的时候，仍然拒绝承认公害的存在：“酱房里总有酱味，化工厂区有点气味怎么啦？”“四日市就是化工城市，不喜欢的人走就是了”，十分强硬。这个九鬼市长当时在日本全国绝对有名，“公害市长”。

  而且在自民党内部，支持九鬼喜久男的力量还十分强大。1972年九鬼喜久男在自民党的支持下参选三重县知事职位，参选的口号居然是切断对公害受害者的经济补助。这种政治姿势激起了民愤，虽然九鬼得到了自民党的全面支持，还有九鬼财阀强有力的金钱后援，但在反公害的选民面前还是败了下来。

  三重县的反对公害运动一直就是一场政治对抗，在受害者一侧站着以社会党为首的在野党，而在企业及后来自愿加入的四日市市政府这一边站着的是执政的自民党。这一场诉讼也是一场政治上的较量。在野党势力在从1955年到2011年这半个世纪中，一直在三重县占据着优势，县知事的位置一直掌握在在野党手里，这在全日本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四大公害诉讼中，四日市哮喘诉讼最早结束，而且结束得比较圆满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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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四日市哮喘受害者获得胜诉

 另一方面也还有另外的几个数字：

 2013年三重县的人均GDP在日本排名第五，仅次于东京都、爱知县、静冈县、滋贺县和枥木县之后，而四日市和周围的人均GDP仅次于东京都和爱知县。东京都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城市，爱知县和静冈县都以汽车工业为中心，滋贺县和枥木县有不少大企业的工厂，而三重县靠的就是当年对化学工业招商引资，以及在四日市诉讼中以及之后保护援助这些肇事化工企业而在企业界赢得的名声。

  大家都知道日本有个“经济停滞20年”的说法，但是在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中，三重县的GDP平均增长率居然是7%。这十年中，日本的人均所得增加的只有三重县、爱知县、静冈县、神奈川县、东京都和鹿儿岛县六个地方。鹿儿岛是因为成功地招来了佳能，而三重县是招来了夏普，在龟山建起了液晶彩电工厂。日本国内对三重县的经济，有一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型发展方法”的说法，就是招商引资和修建高速公路等基本建设齐头并进发展制造业。实际上这是三重县一直在用的发展模式，中国倒是改革开放之后才这么干的。

  当年四日市招商化工企业成功的时候，有一个町里建过一块“招商纪念碑”。后来公害起来了，有人要把碑拆掉。但有一位老人站出来反对拆碑，他说：“纪念碑是我们町的魂，不能拆掉我们的魂。因为不能让这样的悲剧再次出现，所以我们有责任告诉大家。如果我们不能留下这块纪念碑，留下我们的魂，我们就对不起我们的祖先。”

  一时的成功并不等于永远的成功，一时的失败也不等于永远的失败，重要的是要记住教训。